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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
发布日期:2020-05-29 访问量:

三段论推理是每个法律人必备的法律推理技术和逻辑思维。大前提是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必须进行解释,只有经过解释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于具体案件之中。庭审中控、辩双方对同一个条文,甚至会对条文中的某个用语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很可能控辩之外的“审”还会出现第三种解释。小前提是案件事实,事实需要通过证据来予以证实。当小前提被大前提包摄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规定。

当我们拿到一个刑事案件,首先是通过证据证成案件事实,然后“找法”,看能否找到可能涉及的刑法规范。一个小前提,可能会找到不止一个大前提,接下来就需要按三段论逻辑来进行推理,判断小前提是否符合大前提,这和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即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该当构成要件。

刑法解释,指的是对刑法条文所具有的含义进行的说明。问题是,刑法条文经立法之后就摆在那儿,不同的人在适用时很可能出现不一样的结论。这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释方法,来对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不论民商案件还是刑事案件,解释都具有必要性,而且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因为:

第一,法条必须用语言来表达。成文法国家语言是法条的载体,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必须要靠语言进行表达。刑法的用语具有相对规范化,在对文字用语进行解释时,不能超出用语本身可能具有的含义,否则就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比如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中对象要求为“妇女”,强奸男子的,不能将男子解释为妇女,所以强奸男子的不可能构成强奸罪,但不代表男子性的自主权丝毫没有保护的必要性,可以考虑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

再比如对于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从字面含义来看冒充军警人员指的是非军警人员冒充军警人员,假的冒充真的是要加重处罚的,那真的军警以军警人员身份抢劫呢,后面我们会提到当然解释,按照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假的都加重,真的更应该加重处罚,但将真军警解释成冒充军警人员显然不太合适。所以张明楷老师提出:“冒充”包括假冒与充当,其实质是使被害人得知行为人为军警人员,故军警人员显示其身份抢劫的,应认定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第54页。

将冒充解释成假冒、充当,假军警假冒真军警,真军警充当真军警,充当如此解释还是太过牵强。冒充就是以假充真,我本身就是律师,下午我去开庭,在表达上我不会说下午我充当律师去开庭,回家后对于孩子来说我充当一下父亲,这种解释超出了含义本身所具有的射程范围,突破了语言的极限。当军警明示身份后抢劫,如果我们作为辩护人在解释“冒充”时就应当坚守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我们必须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合法权益。

第二,文字语言的表达本身具有抽象性、模糊性。法条应尽量避免繁琐,所以立法是门技术活儿,所以法条中存在大量抽象、模糊的用语。即便是同一个用语在不同语境下也可能会表达出不同的意思。比如“伪造”这个词,伪造有价票证罪的“伪造”,应包括“变造”,伪造货币罪中的“伪造”却不包含“变造”。再比如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侮辱罪中的“侮辱”与第246条侮辱罪中的“侮辱”就属于一词多义的情形,在适用时不可作同一化解释,即同一用语在不同语境下存在多样化的解释路径。

反之,不同用语规定在不同法条之中,但其表达的意思也可能存在同一化,即不同用语的同一化现象。比如“恐吓”、“胁迫”、“敲诈”、“威胁”,用语虽然不同,但都是在表达以恶害相通告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出售”、“买卖”、“贩卖”、“销售”都是在表达买卖的意思。

第三,社会生活存在复杂性和多变性,刑法规定具有弛缓性,比如互联网犯罪、环境相关犯罪等,立法者立法时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对条文进行客观解释。陈兴良教授在讲课时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法条相对于立法者来说就好比作品对于作者,作品是独立于作者存在的,一千个读者可能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法条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脱离立法者而存在,所以立法意图可以找寻,但这不是做出解释的依据,我们应当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作出客观解释。比如组织卖淫罪,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是惩罚组织女性向男子卖淫的活动,然而后来出现了组织男子向男子卖淫、男子向女子卖淫的行为,如果遵从立法原意、立法者的意图就难以对此类行为定罪。我们应当分析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出发,组织男性卖淫当然也构成犯罪。因此,刑法必须进行解释,解释时不能违背保护法益的目的,即应符合立法目的,而非遵循立法原意。

第四,刑法条文存在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很难穷尽一切,要遵循同类解释规则。比如刑法第193条在规定贷款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时,具体列举了四种:(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由于条文很难穷尽一切情形,所以后面规定了(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这在立法形式上属于列举式立法模式,这种刑事立法方式对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防止随着社会变迁出现的立法漏洞。然而例举式立法也存在弊端,列举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因此会出现“等”、“其他”之类的词语作为兜底条款,对此进行解释时不能无限扩大处罚范围,要遵守同类解释规则来严格进行限缩。

所谓同类解释规则,是指如果法律上列举了具体的人或物,然后将其归属于“一般性的类别”,那么,这个一般性的类别,就应当与具体列举的人或物属于同一类型。刑法第193条中“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与前四种应当属于行为类型的同类,即应当和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四种行为方式在法益侵害的结果上具有相当性。

第五,刑法解释可以填补法律漏洞,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刑法分则存在诸多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盗窃罪、诈骗罪在条文中都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法理论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以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完善无缺的法理论或法律条文,只是应然的理想,释然存在的法理论或法条规定,或多或少均有其漏洞存在。

综上,刑法不可能像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的那样,“明确到不允许解释”。刑法用语尽管相对比较规范,但是不同的人对同一条文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解释,规范用语的含义也不代表永恒不变。法律不是我们嘲笑的对象,尤其对于我们律师而言,不要动辄指责哪个条文是恶法,哪个法律规定有问题。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信仰法律,司法者依据现有法律进行解释和裁判,律师要做的是如何让法官接受我们所作出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所以,法律必须被信仰,也必须进行解释,以克服文字本身具有的缺陷,以有利于正确适用刑法。

根据刑法解释结论的效力有无,可以分为正式的刑法解释和非正式的刑法解释。非正式的刑法解释,是未经国家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刑法所作的解释,没有法律效力,但具有参考价值,有利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正式的刑法解释,主要指的是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弥补刑法规范中存在的漏洞或发生歧义的规定作出的解释。立法解释是对刑法的概念、用语、条文等进行解释,同样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有学者提出立法者不适宜对刑法条文进行立法解释,但实践中确实存在立法解释弥补刑法漏洞和纠正司法解释错误的情形。

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和裁判者必须分离,立法者不宜对刑法条文进行立法解释,否则有立法者介入司法活动之嫌。

比如对于单位事实贷款诈骗的行为,司法解释认为对单位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立法解释认为既然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的,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出现了冲突,刑法条文出现了漏洞。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20010121)关于贷款诈骗罪的认定明确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2014年4月24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同一类案件出现的两个不同的解释,立法解释的效力当然是高于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所以在处理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案件时,应当遵循立法解释的规定,对主要责任人员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认定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罪。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刑法中的解释性规定不属于立法解释。如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规定,属于解释性规定,而非立法解释。比如违法发放贷款罪,刑法规定的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的行为,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怎么理解呢。刑法第96条对何为国家规定作出了解释性说明,“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第96条之规定,属于解释性规定,本身不是立法解释。第二,刑法的起草说明与修改说明,不是立法解释,而是学理解释。第三,立法解释属有权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但立法解释本身不是法律。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作出的解释。司法解释虽然属于有权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但本身并不是法律;且立法解释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

虽然司法解释的泛化,导致法官在裁判案件时过度依赖司法解释,但正因为我国司法审判中广泛适用司法解释,且会把司法解释直接作为裁判依据,所以我们要格外重视。作为刑事律师,我们不妨把司法解释当成“法律”来看待,只要是法律就需要解释,司法解释也是“法律”,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中引用,那对于司法解释同样也需要再解释。

学理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之外的机关、团体、专家、学者或个人在理论上或司法实务中对条文作出的解释。学理解释又被称为无权解释,意思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之于辩护人的学理解释,应当遵循定罪逻辑和解释之道以让法官能够接受。

笔者查阅了我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关于刑法解释方法的论述,个人认为张明楷老师的解释方法论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更具代表性。张老师借鉴了日本学者笹仓秀夫的观点,将刑法解释的方法分为两类: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

解释技巧包括:平义解释、宣言解释、限制解释(缩小解释)、扩大解释、类推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解释理由包括: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对一个刑法条文中的某个概念的解释,只能采用一个解释技巧,但采用哪一种解释技巧,取决于解释理由,而解释理由可以多种多样。”不论什么解释理由,都必须从文理解释出发,符合目的解释。下面笔者就实践中常用的解释技巧和理由进行展开:

平义解释一般针对法律中的日常用语而言,即按照用语最平白的字义进行解释。如果对用语进行平义解释是合理的,也就不需要解释;采用平义解释不能揭示法条与用语的真实含义时,才需要进行其他解释。比如“丢失”,平义来看指的是遗失。如果警察遗失了枪支不报告,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构成丢失枪支不报罪,那如果警察的枪支遭他人抢劫没有报告,抢劫犯拿着枪支又去抢银行的怎么来处理,仅从“丢失”的平面含义来看很难将抢劫也包含进去,这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宣言解释,就是对法文概念的再定义、对法文含义的再选择。比如关于盗窃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但实践中存在很多“公然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比如甲的钱包掉到桥下,甲对捡起钱包的乙喊道,那个钱包是我的,我马上下去;但乙拿着钱包冲甲嘿嘿一笑跑掉了。对乙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盗窃,但乙的行为的确不是“秘密窃取”,这就需要对盗窃重新定义,进行宣言解释: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

限制解释,即限制刑法用语的含义,使解释后的含义小于字面含义。如:刑法第111条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对“情报”应做限制解释,仅限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如果对情报作平义解释,将扩大刑罚的打击范围。

比如:刑法第301条第1款的聚众淫乱罪,“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010年5月20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经过开庭审理,认定南京某大学教授马尧海等22人构成聚众淫乱罪,并当庭作出判决,以聚众淫乱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本案涉及的22名当事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结识后,通常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07年夏天至2009年8月间,22名被告人先后35次聚集多人进行淫乱活动。传统观点乃至本案判决书的观点,都认为无论聚众淫乱行为发生在个人私密空间还是在公共场所,均侵害了社会的良好风俗和管理秩序,因此不影响对此类行为性质的认定。

但如果一个同样的案件摆在你的面前,你身为辩护人应该怎样进行辩护?刑法的解释具有偏向性,只要符合解释规则和解释方法,辩护人就必须偏向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解释,在对聚众淫乱罪进行解释时,应当进行限制解释,解释为具有一定公然性的聚众淫乱活动。案中的教授关起门来聚众淫乱并没有侵犯公众的性感情,行为人之间基于自己的同意在私密空间里面只要没有侵害法益,做什么都不能上升到刑法的领域。

再比如:丢失枪支不报罪,刑法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罪的成立要求造成严重后果,这里的“严重后果”应限制解释为枪支被不法分子捡到后故意用于违法犯罪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如果行为人捡到枪支后,擦枪走火不小心打死了邻居,不属于这里的“严重后果”。

再比如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1款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条文中不解救的为“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这里的“绑架”应解释为以出卖为目的的绑架,绑架的目的包括财物目的和其他目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意思是妇女、儿童被以出卖为目的的人拐卖、或绑架后要进行出卖,负有解救职责的人没有进行解救。如果是以财物为目的绑架的,负有解救职责的人不解救不构成本罪,是否涉嫌其他犯罪需要另行探讨。

扩大解释,即扩大刑法用语的含义,使解释后的含义大于字面含义。扩大解释的规则:第一,对刑法用语的解释,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不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否则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属于类推解释;第二,应当考虑处罚的必要性。

例1:将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中的“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例3: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丢失”不能仅仅理解为“遗失”,应扩大解释为“非自愿而失去对枪支的占有”,比如上文中提到了警察枪支被抢劫,发生严重后果的,也应当认定为“丢失”。

例4: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应当认定为抢劫,这是因为携带凶器会对被害人形成潜在的威胁,法益侵害性较一般抢夺行为要大。如何理解“凶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由此可以将凶器分为两类,一是国家禁止携带的器械,比如枪支、管制刀具,这些在性质上已经被界定为凶器;二是为了实施犯罪携带的其他器械。其他器械怎么理解呢?其他器械解释时应当考虑两点:第一,性质上没有明文规定为凶器;第二,是为了供抢劫而携带,具有特定的用途,所以在用法上被界定为凶器。比如张三买了一把菜刀,回家路上刀壮怂人胆临时起意,对李四实施抢夺的,菜刀原本不是凶器,但为了实施抢劫而随身携带,在用法上就可以称之为“凶器”,所以应当对凶器进行扩大解释,既包括性质上的凶器,也包括用法上的凶器。

例8: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应扩大解释成从羁押到执行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各个阶段。

例9:《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罪中的“结婚”应扩大解释为包含事实婚姻。这里需要提出的一点是,法秩序统一性的法理存在例外,民法上虽然不承认事实婚,但基于刑法的特殊性事实婚却成为刑法关切的对象。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论处。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比如将强奸罪中的妇女解释为包括男子就是类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刑法并没有百分百禁止类推,而只是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换句话说,其实刑法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是允许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的。比如刑法第389条行贿罪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刑法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于被勒索行贿的情形却没有规定,由于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都属于职务类犯罪,应贯彻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合宪性原则,对于因被非国家工作人员勒索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也应当出罪。这就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

反对解释,是指根据用语的正面表述,推导出其反面含义。比如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由于条文里面并没有使用“等”或“其他”,因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仅对8类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们可以推导出除了这8类犯罪外,该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是不需承担刑事责任的。

补正解释,是指当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纵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技巧。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第105页。

刑法第191条规定了洗钱罪,“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该罪规定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但“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使用“没收”一词明显有误,对于存在被害人的案件应当返还被害人。所以在对“没收”进行解释时,应对此进行补正。

文理解释,即文义解释、语义解释,是对刑法用语就字面含义进行直接的解释,从字面探求法律所使用文字语言的正确意义。林钰雄:《新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文理解释是刑法解释理由的起点,任何解释都不能超脱出文理解释的范围。文理解释探究的是文字本身可能具有的含义,因此对于条文的解释,应当确定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即用语的“射程”。只要经技巧或理由解释后的含义仍在文义可能具有的含义射程之内,就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则就是类推了。所以确定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射程是基础和底限。

比如对于枪支的解释。持枪抢劫中的枪支,既包括真枪,也包括非法制造的仿真枪,因为仿真枪在实质作用的发挥上与真枪具有同样的特征,所以对枪支进行文理解释后,把仿真枪包含进来,并没有超出枪支可能具有的含义。但是持假枪进行抢劫则应当排除在外,枪支的解释不应当包括假枪。

比如刑法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对于“毁坏”的理解通常来说指的是物理层面的毁坏,比如砸坏别人的汽车。但结合后面要讲到的目的解释,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法目的是保护他人财产权的安全,能够继续使用,毁坏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使用或减少了使用价值。那张三为了解救李四鸟笼子里的贵重小鸟,偷偷放飞的行为,本身没有对小鸟的物理毁坏,反而将其放归自然,但对于主人李四来说,其无法继续再拥有这只鸟。能否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呢,那要看能够将功能效用的侵害涵摄到毁坏一词中。

再比如,有一个网红为了拍搞笑视频搏击点击率赚取更多粉丝,在一家超市内,拿起水果架子上的一个水果,褪下裤子,在屁股上蹭几下,又放了回去。上传网络后起到了搞笑效果,传播极广,导致整个水果架和旁边的蔬菜无人问津,根本无法卖出,最后超市不得不把几大架水果蔬菜全扔了,损失惨重。网红会说,我没有毁损任何水果,就算我毁损了,也只是坏损了一个。故意毁坏财物罪,“毁坏”不能仅仅指物理层面,还应当包括功能效用层面,网红的行为导致整个水果架和蔬菜架无人问津,这已经使得水果、蔬菜的功能效用无法发挥,所以是毁坏了它们的功能效用。从文理解释来看,将毁坏水果、蔬菜的效用解释成毁坏财物,并没有超出用语本身可能具有的射程。

体系解释,是将刑法条文置于整个刑法之中,联系其他法条进行解释,避免断章取义,以使刑法中的各个条文互相协调的一种解释方法。罗翔:《刑法学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比如刑法第236条强奸罪与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罪,强制猥亵罪中的“强制猥亵”和强奸罪中“强奸”需要进行法条之间的协调解释,强奸与强制猥亵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强奸罪中必然包含着猥亵的行为,对“猥亵”的理解则应将强奸的情形排除在外。

比如,入户盗窃和非法侵入住宅,二者在体系解释上也存在包容关系,入户盗窃=非法侵入住宅+盗窃。这样解释可以解决对于此问题的一些争议。第一,合法进入他人住宅后,临时起意盗窃的,为普通盗窃,不能按入户盗窃认定;第二,非法侵入住宅的目的是强奸,结果女主人不在,进而转变犯意盗窃的, 符合非法侵入住宅和盗窃两个条件,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比如刑法第170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与173条的变造货币罪,通过不同条文之间的比较,我们知道这里的伪造不包括变造。刑法第171条运输假币罪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运输的只能是伪造的货币不包括变造的货币。

体系解释还应当注意同一用语含义的多样化、不同用语含义的同一化现象,在前文中均有提及和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当然解释是指刑法条文的字面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已包含在法律条文的含义当中,根据轻重相举、理所当然的方式,对刑法条文所作的解释。陈兴良:《口授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第50页。

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是当然解释的两个规则。适用这两个规则时,还要考虑解释结论是否符合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比如,刑法分则中规定了抢夺罪、抢劫罪,大家都知道抢劫罪的处罚要重于抢夺罪。刑法第280条规定了抢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但是却没有规定抢劫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入罪举轻以明重,轻行为都构成犯罪,重行为更应该构成,因此,在解释280条中的“抢夺”时应解释为包含抢劫。如此解释会不会违背文理解释呢,抢夺、抢劫都是财产犯罪,目的都是将不属于自己的公私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二者与盗窃罪在行为方式上最大的不同,在于盗窃罪是平和的行为方式,抢劫为暴力、胁迫或与暴力、胁迫相当的其他手段。抢夺罪条文中没有规定行为方式,但我们可以结合实务中的案例来总结,抢夺时对物实施了一定的拉拽行为,对物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暴力,只是这种暴力没有及于人本身。

从盗窃到抢夺、抢夺到抢劫,依然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再进行当然解释,抢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都可能构成犯罪,抢劫更应该构成,当然解释要把这里的抢夺解释为:抢夺+抢劫。所以抢劫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当然构成抢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这有没有违背文理解释呢,在文义上来看,抢夺和抢劫都是暴力手段+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暴力的对象不同,将抢劫解释进抢夺并没有超出抢夺所具有的含义射程。

再比如,前文提到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依当然解释,举轻以明重,假的冒充军警都加重,真的军警以军警身份抢劫更应该加重处罚,但将真军警解释成冒充军警人员虽然符合当然解释,却不符合文理解释,超出了“冒充”可能具有的含义射程。

出罪举重以明重。重的行为都可以出罪,轻行为理所当然不应受到处罚。比如刑法第449条规定了战时缓刑,“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根据当然解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包括判处拘役的军人。

历史解释,又称沿革解释,是指通过刑法条文的演变来进行解释。如果说体系解释是法条之间的联系,是空间上的解释,历史解释就是发展的眼光,是时间上的解释,也就是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

比如侮辱罪和侮辱妇女罪,在字面上来看很难区分。结合历史沿革,侮辱妇女罪是从流氓罪中分化而来,侵害的是妇女性的自主权,具有所谓的流氓动机;而侮辱罪侵害的名誉权。

比如79刑法将遗弃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行为主体限于婚姻家庭成员;97刑法将遗弃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那么,行为主体就不限于婚姻家庭成员之间,儿童福利院的院长也可成为遗弃罪的主体。柏浪涛:《柏浪涛讲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目的解释,是根据刑法的目的来阐述刑法条文的含义,为刑法规范所保护的目的提供解释。每一个条文是一个规范,每个规范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我们反复举的故意毁坏财物罪,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说,该罪的保护目的是他人自如支配自己的财物,保护人们对于自己合法财产功能效用的使用权,所以将“毁坏”解释成效用的侵害更有利于规范目的的保护。比如行为人将被害人撞死逃逸,路人甲偷拿走了被害人的钱包,对于被害人钱包的损失就不能算到行为人身上,这已经超出了交通肇事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所以无需再另行探讨没有行为人的撞车行为,被害人就不会死,被害人不死钱包也不会丢诸如此类的因果关系。

上述解释技巧与解释理由,并非彼此对立排斥,而是可以交互运用,相互支持,互为补充,文理解释为解释的起点和底限,不论我们采用哪一种解释技巧和哪几种解释理由,都不能超出文义本身可能具有的含义射程,都必须符合刑法规范所具有保护目的。在具体个案中,刑法解释的穿插运用,是为了更好的论证小前提是否符合大前提,以得出正义的结论。基于立场的不同,作为辩护人在司法实务中,应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方法,并通过自己合乎法理和逻辑的解释说服公诉人和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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