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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航空延误骗保有没有犯罪?刑法专业研究生
发布日期:2020-06-23 访问量:

根据现有公布信息,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曾有过航空服务类工作经历的李某利用自身经验及个人数据分析,先挑选出延误率较高的航班,再结合该航班航程中的恶劣天气情况,进而购买存在较大延误可能的航班机票,并通过大量投保航班延误险的方式获益。此外,为使行为更具隐蔽性,李某以理财为由从其亲朋好友处要来身份证号及护照号,每次购票使用4、5个身份,并分别以每个身份最多购买30-40份不等的延误险,以逃避系统核查。航空公司出票后,李某不会实际乘坐购票航班,而等待航班延误出现以向保险公司索赔。若获悉航班可能不会延误,李某则会在飞机起飞前退票,以减少损失。自2015年至2019年,李某用自己和他人的20多个身份信息购买了近900次航班的延误险,获得了近300万元的保险理赔款。

针对李某的行为,现已形成了无罪说与有罪说的分野,本文对双方观点的分析路径进行简要梳理如下:

持此分析路径的学者认为,李某利用自身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投保是在最大化利用“航班延误险”的规则,属于合法行为。是否实际乘坐航班不是航班延误保险合同的构成要素,一旦购票人付款,航空公司顺利出票,即应认为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至于是否实际乘坐航班则属于购票人对财产的自由处分范围。

路径二:延误险非保险,而是一个基于未来事件发生与否的赌局,李某骗的是参赌资格而非财产

有学者从延误险的性质入手,认为延误险既不关涉人身,也难以认定为弥补所谓“时间损失”的财产保险,故其本质并非保险,而是一个基于未来事件发生与否的赌局,与赌球等行为并无二致。在此基础上,该学者认为李某的行为属于骗取参赌资格,而非诈骗罪要求的骗取财产。

对于本案中李某投保并索赔的过程,有学者指出,该过程中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保险标的与保险事故均为真实的,唯一虚假的合同要素是保险利益,因为李某虽然为自己或亲友购买了机票,但他们均不会实际登机,进而也不可能因为航班延误而发生损失。也即本案中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均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李某的行为属于虚构保险利益。但该学者话锋一转,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虚构保险利益并不属于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的五种保险诈骗的情形,因此李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保险诈骗罪,而应通过保险法、民法等手段进行规制。

主张有罪说的学者认为,航空延误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乘坐航班”而非“机票所代表的客运合同”。而李某所购机票的票载乘机人没有乘坐航班这一行为,航班是否延误就与票载乘机人无关,故保险标的并不存在。李某虚构自己乘坐航班而进行索赔就属于虚构保险标的,应成立保险诈骗罪。

有学者以《众安航班延误保险合同》的条款为例,对保险合同的要素进行了分析。具言之,《众安航班延误保险合同》第三条约定,“被保险人实际搭乘保险合同载明的航班,非因被保险人本人的原因或责任免除约定的情形发生延误的,且延误时间达到保险合同所载明的时间,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其第四条进一步明确:“发生下列情形或者由下列情形导致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三)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未实际办理登机手续或因自身原因未实际登机的。”其论证思路是,既然在被保险人未实际登机情况下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属于保险人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则李某以此事故发生向保险公司索赔就属于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而构成保险诈骗罪。

有学者认为,即便不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虚构保险标的,但在发生航班延误,也即保险事故发生后,李某将无损失说成有损失的理赔行为,属于对发生的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程度,也仍然成立保险诈骗罪。至于李某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购票投保并索赔的,由于李某不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罪所要求的身份,所以这部分行为无法构成保险诈骗罪,但可以认为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故这部分行为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

基于前述梳理,不难看出,无罪说与有罪说之间、以及无罪说与有罪说内部对于本案分析的争议焦点有:其一,航班延误险是否属于保险法上的“保险”?其二,不实际乘坐航班行为的性质,是乘机人的自由处分行为,还是虚构保险标的或保险利益,抑或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夸大损失程度?其三,李某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购票投保并索赔,在不符合保险诈骗罪身份要求的前提下,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或普通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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